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,这个研究是必须的。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,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,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。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,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。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,加强党内教育,推进各方面的工作,都是必要的。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,哪些是失败,前车之覆,后车之鉴。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
过,现在正在开始做。从《六大以来》发出到现在,高级干部学习组、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,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。这是一件好事,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。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,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。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,要有系统地去考虑。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,明天应该怎样走,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。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,印了《六大以来》这本书,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。我们怎样研究呢?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,进行客观的研究,不是只研究哪一步,而是研究全部;不是研究个别细节,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。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,使工作做得更好,更有进步。
如何研究党史呢?根本的方法马、恩、列、斯已经讲过了,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。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。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,通俗地讲,我想把它叫作“古今中外法”,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,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。所谓“古今”就是历史的发展,所谓“中外”就是中国和外国,就是己方和彼方。
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,我们党的历史,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: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;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;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。这个分法是否妥当,大家可以讨论,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,不是中央的决议。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。
革命的任务,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。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,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,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。
联合的群众,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,是国共合作;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,国共分裂,全国分为两大部分,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,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互相对垒,进行内战;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,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。
革命所打击的目标,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,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。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,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,是无产阶级和农民、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。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,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。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,全国各爱国力量。这是我们的路线。
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,也有错误的地方。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,打击目标是对的,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。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,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。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,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,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,我们还和它联合,这是右的机会主义。情况变化了,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。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。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,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,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,还要同它联合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,而我们的政策不变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,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。这就犯了右的错误。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,一方面与它斗争。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。马日事变以后,有过一种盲动主义,说是“有土皆豪,无绅不劣”。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。“九一八”到遵义会议,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,民族资产阶级、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,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,还是过去的一套,这就发生了“左”的东西。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。“九一八”以后情况变化了,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,如孙科、黄炎培等。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,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。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,是不对的。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,也是过左的。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,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,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,联合是主,斗争是辅,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。统一就是联合,独立就是斗争。什么叫独立性呢?你站在这里,没有人叫你站开,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;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,要赶你走,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。斗争、磨擦是为了统一,是统一的手段,这叫一打一拉,又打又拉,有理、有利、有节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,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。
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,就斗争目标、打击对象、党的政治路线讲,都合乎事实,都说得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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